法国经济学家、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讲席金融学教授托马斯·菲利庞所著的《大逆转：美国市场经济的深层困境》一书，通过对过去20年美国经济和政治演变的观察，给出了重要结论：美国市场因为变得越来越缺乏竞争性，许多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市场领先的企业地位稳固，导致其利润率过高，使得市场竞争性降低，引起更高的物价、更低的投资率。作者通过对美国与欧洲许多国家的对比指出，市场竞争性的下降，并不是新技术的应用，而是市场进入壁垒的增多和反垄断执法的弱化。
市场集中度显著上升
为什么市场经济环境下，竞争显得格外重要？对此，作者解释道：首先，竞争可以降低价格，促进消费，并由此带动更加有效、广泛的竞争出现，这显然有助于增加消费者福利。其次，在技术革新层面上，更多的竞争有益于新技术、新标准的应用。再次，竞争会促进增长，也会降低不平等。在广泛竞争存在的情况下，即便一些行业确实存在合理的准入门槛，一些职业需要特定的履职资格，但这些门槛、资格的设定必须合理，也就是说租金的设定会因竞争趋于合理化。
在过去20年甚至半个世纪里，美国很多行业出现了显著的市场集中度上升。那么，是不是市场集中度上升都是有害的呢？对此，作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沃尔玛的崛起对美国零售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沃尔玛提高行业集中度反而改善了行业的运营效率，降低了主要门类商品的销售价格，创造出显著的消费福利。所以，这类集中度提高是值得鼓励的。沃尔玛的案例表明，在衡量产业集中度的利弊时，不能仅仅聚焦于集中度的数值，还要加入利润、价格、就业、投资等多方面的指标。
但是，在电信、民航服务等其他很多行业领域，产业集中度的提升就造成竞争弱化、服务价格的上涨。不仅如此，所谓的“网上沃尔玛”——亚马逊的出现，加速了零售行业供应链的关系紧张，虽然亚马逊也压低了其会员购买的商品价格，但相较于沃尔玛，它过多地挤压了行业、供应链中的利润，加剧了行业内的零和博弈。
作者在书中分析论证了美国行业集中度提高的几种常见解释，比如超级明星企业崛起假说、低搜寻成本假说、全球化假说和无形资产假说等。
这几种假说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美国行业集中度提高的原因。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超级明星企业崛起假说指的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以沃尔玛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快速崛起，但由于生产率的增长存在限度，互联网时代又使得这种触发增长上限的速度加快，因而更直接地进入了饱和阶段。所以，该假说的适用范围有限，但在其有效范围内确实提高了集中度，只是没有过度损害竞争。
全球化假说也仅适用于部分行业，也就是说美国劳动力成本和原料成本比较高的行业，会因国外替代产能、产品的出现，导致竞争加剧而降低售价的情况，但美国等工业国家占据优势的产业，则会因全球化变得更强大，实盘配资平台推荐从而使得价格主导优势更为明显。即全球化假说与低成本搜寻假说结合起来，确实证明了在部分行业，因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这些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可以在不同市场灵活采取差异化策略，以某个市场的高收益补贴其他竞争性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单一市场的企业就会变得举步维艰，行业集中度则不受阻遏地提升了。
无形资产假说有限成立，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无形资产比较突出的企业，往往更加注重弱化国内竞争、制造国内外同行企业进入门槛，换句话说，只有弱化竞争，才会让无形资产的价值显现得更为充分。
作者在书中列举的大量数据显示，除了部分已经丧失国际竞争机会的产业，20年来，美国其他大部分产业的市场份额被过度集中且固化。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领导企业更难以被挑战和替代，其销售利润率不断提高，也长期维持相较于欧洲、日本更高的销售价格。
不仅如此，由于国内竞争被弱化，再加上对财务短期利润的追求，美国很多产业的企业降低了对新技术的应用和投资，降低了长期资产投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20年甚至半个世纪，美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来源于新技术的红利释放，在相当程度上还因为企业间更加频繁的并购。作者认为，这本身就是市场竞争弱化的动因以及结果。
市场经济如何才能不走歧路？
相较于美国，欧洲国家最近20年来的经济增速，尤其是在新经济赛道上的增长并不显著。但是人们往往很少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欧洲在这段时期对各行业加强监管，同时还强化了金融监管以及反垄断监管，其目的就是正本清源，保障市场的竞争性，尤其是欧洲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和外国投资壁垒，很好地保护了很多行业的竞争性。
作者在书中指出，美国市场经济所走的歧路，所造成的市场竞争弱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体制的缺陷放纵了大企业利益集团，使得利益集团几乎不受约束地操控服务其短期利益的政策游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对于贸易壁垒、外国投资壁垒以及国内行业监管的态度，不仅是不稳定的，而且难以被纳入战略体系。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及之后的欧债危机，都敲响了金融市场在去监管化背景下制造危机的警钟。而今，虽然金融监管力度被切实增强了，但金融科技的新技术应用正在不断造成新的法律、伦理、经营问题，如何在保护消费者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考验着监管的智慧。按照作者的观点，要平衡好监管，仍然需要首先回归促进竞争这一根本目的。为此，需要切实降低金融行业现有的高额佣金，对于投资基金收益应参照普通所得税率征收，取消优惠税率；建立保护数据及其所有权的制度框架；有效拆分过于集中的资产管理业务。
作者还在书中建议，应当对集中度已经很高的互联网服务领域推进更为强力的反垄断监管，为这些领域在高度竞争背景下推陈出新创造条件。
总体来说，本书比较清楚地叙述了美国在最近几十年来因产业、行业集中度上升，竞争下降而导致的严重政治、经济、社会困境，将高度垄断的美国市场与高度竞争的欧洲市场进行了详尽的量化对比，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决策者、投资者更好地研判市场演进趋势和政策变化趋势提供了一种可资参照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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